圆桌 关于埃利亚斯・卡内蒂的5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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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 关于埃利亚斯・卡内蒂的5个问题

《人的疆域》是卡内蒂四部笔记的合集,包括《人的疆域》《钟表的痛苦》《苍蝇的痛苦》《汉普斯特德补遗》,时间跨度从1942年至1985年。这本笔记集成了卡内蒂在整个20世纪的思想流变与写作主题。关于卡内蒂作品中的几个关键概念,译者李佳川、胡烨、季冲,诗人王炜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1 这本笔记与卡夫卡日记有何差异?

卡夫卡的日记与卡内蒂的笔记的不同,还要谈一谈这两位大家的日记/笔记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除了写作,卡夫卡是有着自身的职业的:卡夫卡供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只能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所以,他的日记本就不仅仅是记录他生活、思考、感受的场所,往往也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现场――是他的作品诞生的地方。例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审判》就是卡夫卡于1912年9月22日到9月23日的凌晨,在他的日记本上一夜写就的。

而卡内蒂之所以写这笔记,则是出自他作为一个专职作家的考量。卡内蒂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学。不像卡夫卡,卡内蒂并没有一份用来维持生计的职业。开创笔记的起因是,当时的卡内蒂因为《群众与权力》紧张的写作工作,禁止自己从事其他的纯文学创作。而这个对自身下达的禁令却也为热爱文学创作的卡内蒂带来了一种窒息感。于是《人的疆域》(Die Provinz des Menschen)等几部笔记就应运而生了,成为了他在《群众与权力》写作压力之下,进行文学抒发或释放的窗口。而当卡内蒂于1959年结束了《群众与权力》写作工作后,按理说,这部笔记最初的使命也算完成了。但是,写笔记的这一习惯却成为了卡内蒂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卡内蒂便继续在笔记中,以跳跃、不连贯的形式记录着他的生命、他的思考。 □季冲

2 卡内蒂的德语有什么特点?

我在读德语原文时,发现卡内蒂很喜欢用不定代词“man”作主语,这个词和英语的“男人”和“人类”不同,在德语中,这个词大多用来描述一种客观情况,并不强调主语。我通常选择译成“人们”,翻译的时候我和季冲讨论了,我发现她倾向于译成“我们”。这两个小词的选择其实塑造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的权力关系,用“人们”,是把卡内蒂推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一个冷眼旁观的姿态;而“我们”是卡内蒂自己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员,站在群体之中对全人类进行反思。我想,原文德语风格如何,和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有关。

除此以外,卡内蒂也会活用德语,德语中有很多合成词,他用这个规则玩了很多文字游戏,比如他写道,“他发明了一个新的何蒙库鲁兹,即Befehlsstachel(命令的刺)。这是个好词,但是一个词本身什么都做不了,人们必须围绕在它周围,观察它的行动(译者注:何蒙库鲁兹是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师创造出的人造人,此处指合成词, 将Befehl命令与Stachel刺合成一个词)。”这就是卡内蒂对语言的态度,他成长和生活在多语言环境,这在他的思维方式和身份认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让他能活用语言,而不是被其禁锢。在他的自传《获救之舌》里,卡内蒂也经常回忆起在保加利亚的童年时光,在他生活的城市里就有七八种语言:“那幼年时代的所有时间,都是在西班牙语或者保加利亚语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俩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六十多年中,我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同我当时不熟悉的文字联结在一起的。”(第13页)。 □李佳川

3 卡内蒂为何喜欢神话?

确实,卡内蒂喜爱在写作时引用神话、谈论神话,希腊神话、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吉尔伽美什史诗都是卡内蒂经常引用的作品,他还常常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寓言传说、古老的祭祀仪式和宗教信仰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总的来说,卡内蒂对神话的态度与列维・斯特劳斯试图把概念和结构运用到神话研究中不同,后者认为,仅仅从个体的角度,把神话当做个人的神话,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科学的,研究者应当对神话的各个要素进行归类,用科学的方法去探寻神话中的普遍结构和原则,以便更好地将神话当做体系来把握。这种机械化甚至有些冰冷的对待神话的态度为卡内蒂所拒绝。将神话系统化、去个体化的做法在卡内蒂看来,会使神话支离破碎,只剩下干枯的结构,而忽略掉神话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更看重的是人对神话的直接经验,让对神话的“见证者”进行直接的言说,借神话重建语言本身作为主体间进行交流的能力和构建意义的能力,以神话所伴随的感性和想象力去对抗冰冷麻木的“技术野兽”。 □胡烨

4 如何理解《人的疆域》中书写的死亡主题?

无论是对死亡还是对永生的讨论,归根到底都是对人类生命维度的讨论。卡内蒂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类文明中的伦理道德,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人必死这个事实上的?人类对死亡这一事件的已知,和这个事件之后的未知,这二者强大的反差让人对死亡这个事件充满恐惧,对永生产生渴望。卡内蒂对死亡的态度是尊重的,但仅仅是尊重其为一个既定事实,而不是贯穿一生的恐惧,他更是反对利用这种恐惧来支配人们的权力。卡内蒂见证了各种形式的死亡,首先是父亲的早亡和身边亲友的离去,其次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的遭遇,以及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尽管如此,他依旧与死亡的平视,而对死的这样的态度,是否正体现出卡内蒂对生命和爱的珍视呢?

卡内蒂写道,“死,对人来说已经变味了。人类从死亡中获取太多力量,他们将死亡加之所有生物上。但死亡和爱有种美学的联系。爱的罪恶在于,它让死亡拥有很高的价值,然而最困难的一点是,我们永远无法给爱降罪。”和对死亡的态度不同,卡内蒂对爱推崇至极,这有可能和犹太教有关。犹太教中的爱有两种,首先是人和神之间的爱,其次是人和人之间的爱。这种爱是具有普世关怀的,也是能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络在一起的。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内蒂见证了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灾难后,更加坚信爱的力量。 □李佳川

5 卡内蒂对“爱”与“美”的追寻

“对于‘爱’与‘美’的追寻,可否认为是卡内蒂以及那一代‘黑暗时代的人们’留给我们的遗产?”我想,这个问题如果改成“对于‘真实’的追寻”可能更恰当一些,以“真实的激情”为坐标,关于卡内蒂,我们得到的认识会比“爱”与“美”更清晰。并且,谈论卡内蒂,我需要引用自己杜撰的一个词“彻底作家”。

应先说明何为“不彻底的作家”。我需要挪用2017年夏天,在一个主题为“纪念布朗肖――写作的任务:朝向未来的文学”活动中的发言:

“间接官方文学意味着一种言说系统是被预先允许、等待收割和承认的,具有等待性,它是官方语言体制‘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布朗肖语),并且在和官方语言体制的关系中‘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

不能仅仅以是否持反抗当权者的立场,来辨认写作者是否彻底作家。作家的抵抗范围应当更为广大。一个持反抗立场的作家――以及被过分优先地,从道德上看待其文学意义的“持异见者”――可能会在审视文学写作者的自明性方面,缺乏能力。另一方面,文学神话迅速掩盖了异质性,这也是文学神话应继续被反对的原因――在今天仍继续利用或生产文学神话,是文学写作者在应对那个“正在到来的世界”方面无能力的表现。

彻底作家往往是这样的作家:他们敏感并致力于探索那种越来越突出的,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凶猛异质性。毫无疑问,埃利亚斯・卡内蒂正是这样的作家。 □王炜

采写/新京报实习生 凌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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